陸機，西晉時期文學家、書法家

陸機（261年－303年），字士衡，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因祖父陸遜初封華亭侯，亦作華亭（今上海松江）人 。西晉官員、文學家、書法家。

陸機出身江南大族吳郡陸氏，為孫吳丞相陸遜之孫、大司馬陸抗第四子。與其弟陸云合稱“二陸”，又同顧榮、陸云并稱“洛陽三俊”。在孫吳時曾任牙門將，吳亡后出仕西晉，太康十年（289年），陸機兄弟來到洛陽，文才傾動一時，受太常張華賞識，此后名氣大振。時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說。歷任太傅祭酒、吳國郎中令、著作郎等職，與賈謐等結為“魯公二十四友”。趙王司馬倫掌權時，引為相國參軍，封關中侯，于其篡位時受偽職。司馬倫被誅后，險遭處死，賴成都王司馬穎救免，此后便委身依之，為平原內史，世稱“陸平原”。太安二年（303年），任后將軍、河北大都督，率軍討伐長沙王司馬乂，卻大敗于七里澗，最終遭讒遇害，被夷三族。

陸機“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詩重藻繪排偶，駢文亦佳。與弟陸云俱為西晉著名文學家，被譽為“太康之英”。與潘岳同為西晉詩壇的代表，形成”太康詩風“，世有”潘江陸海“之稱。陸機亦善書法，其《平復帖》 是中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書法真跡 。原有文集，已佚失，宋人輯有《陸士衡文集》。

人物生平

荊衡杞梓

陸機生于吳郡橫山（今江蘇昆山），籍貫為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他出身名門士族，為孫吳丞相陸遜之孫，其父陸抗亦為孫吳后期名將，官拜大司馬。陸機為陸抗第四子，身長七尺，聲如洪鐘。年少時有奇才，文章蓋世，傾心儒家學術，非禮不動。

鳳凰三年（274年），陸抗逝世，陸機與其兄陸晏、陸景、陸玄及弟陸云分領陸抗部曲 ，擔任牙門將。

太康元年（280年），陸機二十歲時孫吳滅亡，他于是退居家鄉，閉門勤學，累積十余年。由于陸機父祖宗親在孫吳都位居將相，功勛卓著，他深深感慨吳末帝孫皓拋棄祖業，投降西晉。便評論孫權得天下、孫皓亡天下的原因，又追述自己祖父、父親的功業，于太康九年（288年）創作了《辨亡論》（分上、下兩篇）。

二陸入洛

太康十年（289年），陸機與弟弟陸云一同來到京師洛陽，初入洛陽時，二人志氣高昂，自認為是江南名族，不重視中原人士，只拜訪當時的名士、太常張華。張華一向重視陸機的名聲，陸機與張華相見便感到一見如故，他欽佩張華的德望風范，以師長的禮儀對待他 （后張華遇害，陸機為他作了誄文，又創作《詠德賦》來悼念他 ）。張華說：“伐吳之戰，獲得了兩個俊士。”并把他們推薦給諸公 ，使得二陸名氣大振。時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說（“三張”指張載、張協和張亢）。

志匡世難

太熙元年（290年），太傅楊駿征召陸機任祭酒。元康元年（291年），晉惠帝皇后賈南風發動政變，誅殺楊駿。

元康二年（292年），陸機接連擔任太子洗馬、著作郎。他喜歡交游權貴門第，與外戚賈謐親善，為“金谷二十四友”（一作魯公二十四友）之一，因而遭到譏諷。

元康四年（294年），吳王司馬晏出京鎮守淮南，任命陸機為吳國郎中令。元康六年（296年），隨吳王游梁、陳之地，其冬，轉任尚書中兵郎。元康七年（297年），轉為殿中郎。

元康八年（298年），陸機出補著作郎。

永康元年（300年），趙王司馬倫發動政變，誅殺賈后并輔政后，陸機被請為相國（司馬倫）參軍。因參與誅討賈謐有功，賜爵關中侯，不久，司馬倫將要篡位，任命他為中書郎。

永寧元年（301年），三王（齊王司馬冏、河間王司馬颙、成都王司馬穎）舉義，誅殺篡位的司馬倫，齊王司馬冏認為陸機任中書之職，懷疑加司馬倫九錫以及惠帝禪詔之文陸機有參與，于是收捕陸機等九人交付廷尉治罪。仰賴成都王司馬穎、吳王司馬晏一齊救援疏理，陸機才得以減免死刑，被流放邊地，遇到大赦才沒去。當時中原多難，與陸機交好的江南名士顧榮、戴淵等都勸陸機回到江南，陸機仗著才能聲望，志在匡正世難，所以不從。司馬冏主政后，恃功自夸，受爵位不禮讓，陸機厭惡他，便作了《豪士賦》來諷刺司馬冏。司馬冏仍未覺悟，而最終失敗被殺。 陸機在政治上主張實行分封制，曾著《五等論》以說明。

當時，成都王司馬穎推讓功勞而不自居，慰勞下士。陸機既感謝他救過自己的恩德，又見朝廷屢有變異禍難，認為司馬穎必定能使晉室興隆，于是委身于他。司馬穎讓陸機參大將軍軍事，任平原內史，后世遂稱其為“陸平原”。

河橋鼓哀

太安二年（303年），司馬穎與河間王司馬颙起兵討伐長沙王司馬乂，讓陸機代理后將軍、河北大都督，率領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等各軍共二十多萬人。陸機因家中三代為將，是道家所忌諱的，外加客居他鄉做官，位居群士之上，王粹、牽秀等都有怨恨之心，所以陸機堅決請求辭去都督之職。司馬穎不同意。陸機同鄉人孫惠也勸陸機把都督之職讓給王粹，陸機說：“你是說我要躊躇躲避賊子，正好會招致災禍。”于是就任。司馬穎對陸機說：“如果事情成功，封你為郡公，任臺司之職，將軍你要努力啊！”陸機說：“從前齊桓公因信任管夷吾而建立九合諸侯之功，燕惠王因懷疑樂毅而失去將要成功之業，今天的事，在您不在我啊！”司馬穎的左長史盧志內心嫉恨陸機得寵，對司馬穎進言道：“陸機自比于管子、樂毅，把您比作昏君，自古以來命將派兵，沒有臣子欺凌國君而可以成事的。”司馬穎沉默不語。

陸機開始治軍時，軍旗折斷，他內心很是厭惡。軍隊列陣出發，從朝歌至河橋，鼓聲傳數百里，自從漢魏以來，還不曾有過這樣盛大的出兵場面，長沙王司馬乂挾持惠帝與陸機在鹿苑交戰，陸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的士兵如同積薪，澗水為此不流，將軍賈棱也戰死。

華亭鶴唳

當初，宦官孟玖及其弟孟超一并被司馬穎寵幸。孟超率領一萬人任小都督，還未交戰，就放縱士兵擄掠，陸機逮捕了主兇。孟超帶鐵騎百余人，徑直到陸機麾下搶人，回頭對陸機說：“貉奴（北人對南人的蔑稱）能作都督嗎？”陸機的司馬孫拯勸陸機殺了他，陸機不同意。孟超公開對眾人說：“陸機將要謀反。”并向孟玖去信，誣陷陸機懷有二心，不愿盡快決戰。后在作戰時，孟超又不愿受陸機管轄，輕易率兵獨自進軍而覆沒。孟玖卻懷疑是陸機殺了他，便向司馬穎進讒言，說陸機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都被孟玖利用，與牽秀等共同證明。司馬穎大怒，讓牽秀秘密逮捕陸機。

當晚，陸機夢見黑車帷纏住車子，手撕扯不開，天亮后牽秀的部隊就到了。陸機脫下戎裝，穿上白帢，與牽秀相見，神態自若，對牽秀說：“自從吳國覆滅，我兄弟宗族蒙受大晉重恩，入朝陪侍帷幄，剖符帶兵。成都王把重任交給我，我推辭卻沒有獲準。今日被殺，難道不是命嗎！”便給司馬穎寫了一封信，言辭非常凄惻。臨刑時，陸機感嘆道：“華亭的鶴鳴聲，哪能再聽到呢？”于是在軍中遇害，時年四十三歲。他的兩個兒子陸蔚、陸夏也一同被害，其弟陸云、陸耽隨后也遇害。陸機死不當其罪，將士深感痛惜，無不為之流淚。據說此日在白天大霧彌合，大風折樹，平地積雪一尺厚，議論的人認為是陸機冤死的象征。陸機死后，好友紀瞻贍養接濟陸家，無微不至。陸機遇害后，還葬云間（具體內容參見“后世紀念--墓址”）。

主要影響

文學

兩晉詩壇上承建安、正始，下啟南朝，呈現出一種過渡的狀態，西晉詩壇以陸機、潘岳為代表，講究形式，描寫繁復，辭采華麗，詩風繁縟。所謂太康詩風就是指以陸、潘為代表的西晉詩風。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達佳麗，被譽為“太康之英”。

陸機作文音律諧美，講求對偶，典故很多，開創了駢文的先河。陸、潘諸人為了加強詩歌鋪陳排比的描寫功能，將辭賦的句式用于詩歌，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他們詩中山水描寫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寫山姿水態，為謝靈運、謝朓諸人的山水詩起了先導的作用。

追求華辭麗藻、描寫繁復詳盡及大量運用排偶，是太康詩風“繁縟” 特征的主要表現。從文學發展的規律來看，由質樸到華麗，由簡單到繁復，是必然的趨勢。正如蕭統所說：“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陸、潘發展了曹植“辭采華茂”的一面，對中國詩歌的發展是有貢獻的，對南朝山水詩的發展及聲律、對仗技巧的成熟，有促進的作用。

陸機流傳下來的詩，共105首，大多為樂府詩和擬古詩。代表作有《君子行》《長安有狹邪行》《赴洛道中作》等。劉勰《文心雕龍·樂府篇》稱：“子建士衡，咸有佳篇。”

陸機賦今存27篇，較出色的有《文賦》《嘆逝賦》《漏刻賦》等。散文中，除《辨亡論》外，代表作還有《吊魏武帝文》。陸機還仿揚雄“連珠體”，作《演連珠》五十首，《文心雕龍·雜文》篇將揚雄以下眾多模仿之作稱為“欲穿明珠，多貫魚目”，獨推許陸機之作：“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于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凈，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張華曾對陸機說：“別人作文，常遺憾才氣少，而你更擔心才氣太多。”其弟陸云曾在給他的信中說：“君苗見到兄長的文章，便要燒掉他的筆硯。”后來葛洪著書，稱贊陸機的文章“猶如玄圃的積玉，沒有什么不是夜晚發光的，五條河噴吐流波，源泉卻一樣。他的文辭弘達美麗典雅周全，英銳飄逸而出，也是一代的絕筆啊！”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評其詩文云：“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明朝張溥贊之：“北海（孔融）以后，一人而已”。

書法

陸機善書法，其章草作品《平復帖》是中國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書真跡，也是歷史上第一件流傳有序的法帖墨跡，有“法帖之祖”的美譽，被評為九大“鎮國之寶”。

宋陳繹曾云：“士衡《平復帖》，章草奇古”。《大觀錄》里說《平復帖》為“草書、若篆若隸，筆法奇崛”。《平復帖》對后世也產生過較大影響。清人顧復稱“古意斑駁而字奇幻不可讀，乃知懷素《千字文》《苦筍帖》，楊凝式《神仙起居法》，諸草圣咸從此得筆。”這些評論或許有牽強附會之感，但若是懷素、楊凝式當真見到，也確會為之動情。董其昌贊云“右軍以前，元常之后，唯存數行，為希代寶”。《宣和書譜》還曾收錄有其行書《望想帖》。

繪畫

在繪畫美學上，陸機認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畫”，繪畫藝術有直接描繪形象的特點，在政治教化上的作用可比《雅》《頌》之述作。他的這種主張，對中國美學思想發展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