瑯邪臺刻石 ，秦代刻石，李斯小篆

瑯邪臺刻石（秦代刻石）一般指瑯琊刻石。

《瑯琊刻石》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又稱“瑯琊臺刻石”等，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始皇頌詩”）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詔書”）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傳為李斯所書，屬小篆書法作品，與《嶧山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合稱“秦四山刻石”，殘石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瑯琊刻石》的前半部分刻497字，前289字記述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功績，后208字記錄李斯、王綰等隨從大臣的名字及議立碑刻的事跡；后半部分刻79字，記錄了李斯隨同秦二世出巡時上書請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詔書的情況。

殘石高132.2厘米，寬65.8－71.3厘米，厚36.2厘米，存13行87字。書法上，其筆畫接近《石鼓文》，用筆渾融中見秀麗，結體的曲折部分（即弧形）比《泰山刻石》圓活，更表現出活潑的意趣；左右兩部分的合體字，錯落布置，形成對比，有的還造成險勢，顯得多姿多彩而又不失對稱與均衡。

“始皇頌詩”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歡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瑯琊。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二世詔書”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如后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附

①加框表示殘石存字；=表示合文。

②清代嚴可均據殘石認為原石上“始皇頌詩”的第二段所刻為“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繆”。

《瑯琊刻石》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所刻，后半部分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所刻。 瑯琊臺位于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瑯琊鎮駐地東南5千米處，三面臨海，海拔183米。據《吳越春秋》記載，春秋時代，越王勾踐于越王勾踐二十四年（前473年）攻滅吳國以后，為向北擴張以稱霸中原，曾徙都于瑯琊，并在瑯琊筑臺，建“望越樓”。 [8]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東巡郡縣，南登瑯琊，于瑯琊臺上刊刻《瑯琊刻石》（前半部分），歌頌秦之功德。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為威服海內而效法秦始皇巡視郡縣，東巡碣石、會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請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詔書以彰顯先帝成功盛德，于是在《瑯琊刻石》上加刻詔書（后半部分）。

書法上，《瑯琊刻石》的線條圓潤勁挺，在技法上與后世篆刻中的“沖刀法”更為接近。筆畫線條上，總體粗細均勻，給人以圓渾厚重之感。具體而言，“大夫”二字為合文，或向兩邊斜向下書寫，或作橫畫，到達兩端后再延伸向下；“皇”字中“白”字上端先作短豎后向左右分開，或分開部分作平直狀，或作斜直向下書寫；“金”字的四點或均為直線向外斜出，或均是先縱向一段，接著向外平出，轉折處為圓中帶方；“也”字的下半部分的線條或先向左下后向右下，弧度較大，或直向下后轉向右下，弧度較小。結體上，同一個字結體相同，均高長緊密端正，可謂法度謹嚴、雍容典雅、古厚圓渾，給人以古意盎然之感。

版本信息

《瑯琊刻石》流傳于世的拓本大致有3種：

①原石本。即清初所傳拓本，只有二世詔書12行，凡84字。清代學者阮元曾遣書佐至瑯琊臺，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五夫”二字，凡13行，86字。

②文勛摹本。北宋書法家文勛應蘇軾之請摹寫，曾摹刻入《澄清堂帖》（卷十一），后有蘇軾《書瑯琊篆后》。

③嚴可均寫本。清代嘉慶十三年（1808年）八月，舉人嚴可均據《史記》所載，仿家藏舊拓本式重寫全文，字形大小悉依真跡。同治十一年（1872年），周昌富鉤摹上石，每半頁3行，每行4字，凡18頁，后有周昌富、沈善登、吳云、嚴辰、顧恩來五人跋。

作品評價

清代文學家劉熙載：秦篆簡直，如《嶧山》《瑯邪臺》等碑是也。（《藝概·卷五·書概》）

近代書法藝術家楊守敬：近有推此為宇內第一碑者，蓋不信《石鼓》為周制耳。自《泰山刻石》毀于火，《芝罘刻石》淪于水，嬴秦之跡，惟此巍然。雖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氣自在，信為無上神品。（《激素飛清閣評碑記·卷一·瑯玡臺刻石》）

近代書法家、篆刻家吳昌碩：瑯琊石刻十二行為斯相的跡。二世詔書于會稽、泰山、碣石略同，惟前文異耳。古澤淵懿，具有典漠訓誥遺意。斯相小篆僅存茲石。泰山毀于火，零落十字。會稽久佚，碣石出自撫本。此刻一發千鈞，直如麟鳳。（《吳昌碩談藝錄·秦瑯琊臺石刻》）

近代書法家康有為：①《瑯琊》秦書，茂密蒼深，當為極則。（《廣藝舟雙楫·卷二·體變第四》）②今秦篆猶存者，有《瑯琊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皆李斯所作，以為正體，體并圓長，而秦權、秦量即變方扁。（《廣藝舟雙楫·卷二·分變第五》） ③《石鼓》為篆之宗，《瑯琊臺》《開母廟》輔之。（《廣藝舟雙楫·卷四·十六宗第十六》） ④秦斯《瑯玡石刻》茂密極矣。（《廣藝舟雙楫·卷六·論書絕句第二十七》）